普惠型政策执行中的部分目标群体法律规避行为研究

普惠型政策执行中的部分目标群体法律规避行为研究

来源:www.51fabiao.org作者:lgg发布时间:2018-03-19 18:54
本文是法律硕士论文,法律硕士学位是具有特定法律职业背景的职业性学位,主要培养面向立法、司法、律师、公证、审判、检察、监察及经济管理、金融、行政执法与监督等部门、行业的高层
本文是法律硕士论文,法律硕士学位是具有特定法律职业背景的职业性学位,主要培养面向立法、司法、律师、公证、审判、检察、监察及经济管理、金融、行政执法与监督等部门、行业的高层次法律专业人才与管理人才。(以上内容来自百度百科)今天为大家推荐一篇法律硕士论文,供大家参考。
 
导 论
 
一、问题缘起与研究价值
为什么一项旨在使公众个体获得好处的政策却得不到公众的普遍认可1?从公众与公共政策的关系来看,公众即是公共权力的来源,政府政策须以社会公众为服务对象并对全体成员负责,因此公众应该对赋予公权力的政府制定的政策表示认同;从普惠型政策的本质上来讲,普惠型政策的初衷即是把利益均等地分配给目标群体,即每一个政策受众的个体公平的享有获得政策好处的机会和份额,因此在政策受众范围内,不存在权利不平等、利益不均衡而导致的个体对普惠型政策的不认可。以下四个现象展示了部分目标群体在普惠型政策执行过程中所采取的“不认可”策略选择。现象一:社保政策执行中的农民工“退保潮”2临近春节,在珠三角,回家过年的农民工辞工退保成“潮”,有的地区农民工退保率高达 95%以上3。以东莞为例,仅 2007 年一年,就有超过 60 万人次办理了退保手续,一天最多时退保现金流达 30 多万元。仅南城区社保分局,就有 1.23万人退保,退保总金额高达 2628 万元。2009 年 3 月 25 日,深圳市福田区八卦岭八卦路的社保中心在今年春节前因农民工退保而变得额外热闹。“最高峰时候,一天有近 3000 人来办理退保。”退保窗口相关工作人员回忆说,“曾经有企业包了几辆大卡车,把工人一起运来办理退保,我们 9 点上班,8 点门口就已经排起了长龙,一直忙到下班连水都难得喝上一口。”在来退保的农民工中,绝大多数来自外省,因为不愿负担保费,再加上现行养老保险政策存在种种限制,使外省农民工持续参保较为困难,他们也成为了我国社保体系中最令人担忧又缺乏保障的群体。官方的统计说,截至 2008 年底,在全国 2.3 亿农民工中参加城镇社会保险的人数为2416 万人,这个比例仅是城镇就业农民工参保比例的 17%。频繁退保,致使农民工难以享受养老保险所带来的好处。明明是一项好的政策,可在农民工眼中却成为了“鸡肋”。有学者分析称,社保政策中对保险金异地转移的限制是导致目标群体对社保政策不积极的主要原因。2010 年年初,社保跨省转移新政出台,应该说是打破了既有的政策限制并希望给农民工带来方便和保障。但是,与政策执行者预期截然相反的是,新政引发了农民工退保的又一轮热潮。社保金可以跨省,这本来是件好事,可是农民工却不领情,一项历经调整后的普惠型政策再一次没能得到目标群体的普遍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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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关概念
了解政策的基本类型以及实现政策目标的手段或方式,这是界定普惠型政策内涵及特点的前提。政策类型决定了政策目标,政策工具是实现政策目标的手段,同一政策目标可以通过不同性质的政策工具加以实现。在此基础上,找到普惠型政策的类型定位,即普惠型政策是社会政策中的一类,进而明确普惠型政策的内涵及特点。从政策类型来看,以公共政策的内容特征为分类原则,具有不同政策效力1的各项公共政策构成了一个统一的相互作用的政策体系。在同一政策体系内,依据政策内容之间的涵盖与衍生关系,政策类型可分为元政策、基本政策、部门政策。依据政策内容的社会领域不同,政策类型可分为政治政策、经济政策、社会政策、教科文政策。依据政策协调社会生活的方式不同,政策类型可分为分配性政策、调节性政策、自我调节性政策和再分配性政策2。依据政策对象范围大小为标准,政策可分为普惠型政策与选择型政策。依据政策主体所希望的人们行为选择的范围为标准,政策类型可分为鼓励性(扩大性)政策或限制性政策。从政策工具类型来看,加拿大学者郝莱特和腊梅什采取“政策工具光谱”(Spectrum of Policy Instruments)法所进行的划分,将十种政策工具依据政府介入的程度(强制性的有无及强弱),划分成自愿性(或非强制性)工具、混合性工具、强制性工具三类1(如图导-1)。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对环境政策工具划分为三种类型,即命令控制型、经济激励型和劝说式政策2。借鉴 OECD 对政策工具的划分,结合我国具体环境措施将政策工具分为命令控制型、经济激励型和自愿参与型3。美国公共政策学者奥哈雷采用了政策工具八分法,以政府介入方式和政府行动的类别为分类依据,将政策工具类型分为制造(购买)、课税(补贴)、禁止(强制)、呼吁(告知)4(如图导-2)。其中,政府行动的类别之一——“要求或期待目标人群改变行为”,包括政府直接介入的“禁止”和政府间接进入的“呼吁”,强调政策的禁止性与倡导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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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规避行为的分析维度及表现类型
 
对目标群体规避行为的分析需要基于一定的理论框架以更好地解释目标群体个人行为选择差异及其产生的原因。本章首先对个人行为选择分析维度的既有研究进行了梳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本文中目标群体规避行为的分析维度,即基于“认知-情感-行为”框架,并对目标群体规避行为的表现进行了分类,具体划分为消极响应行为、“以足投票”行为、隐蔽违规行为以及漠不关心行为。
 
一、个人行为选择分析维度的既有研究
对个人行为选择分析维度的既有研究做梳理,能够为本文目标群体规避行为分析维度的提出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从既有研究上来看,个人行为选择的分析维度分别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系统阐述。传统经济学中,人是理性的“经济人”,是工具主义的理性者,存在有序的偏好、完备的信息收集能力以及精确的信息计算能力,能够依据成本与收益之比对未来所有可能存在的决策效果进行预期和评估,并从中选择出利益最大化或预期效用最大化的方案。行为选择的成本既包括行动耗费的实际成本,同时也包括选择一方由此失掉选择另一方的机会成本。收益既包括行为选择的经济收益,同时也包括偏好得以满足的愉悦。因此,成本与收益所衡量的是个人效用满足的程度,而个人的最优选择实际上就是在满足约束条件的情况下使自己效用最大化的问题,可以运用数学的最优化方法来计算一个人的最优行为,即个人行为的最优选择是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会做到的。以上是理想状态下的人们在确定环境中做出选择的情况,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人们的行为选择多是在不确定环境下寻找效用最大化,因此人们的选择和结果之间并没有一一的对应关系。冯·诺依曼和摩根斯坦因提出的预期效用理论对在不确定环境下人的行为选择做出了解释。预期效用是指某一选择在不同事件下得到的效用水平的加权,权数是事件出现的概率。例如,人在考虑出门是否带伞的问题时可以用预期效用理论加以解释。假设下雨的可能性为 50%,如果带伞,若下雨,人得到的效用是 U1,若不下雨,得到的效用是 U2;如果未带伞,若下雨,得到的效用是 U3,若不下雨,得到的效用是 U4。从预期效用理论来看,是否带伞这一行为选择取决于计算 0.5×U1+0.5×U2 与 0.5×U3+0.5×U4 大小的比较。成本与收益理论从人的经济理性层面反映了个人的行为选择,这也是传统经济学中在理解人选择一方而不选择另一方问题上最本质的揭示,也奠定其他理论或学科在解释人的行为动机时的逻辑起点。但是现实生活中的人是多面的,环境是复杂的,人在选择时对成本和收益的考量只是行为动因的一个重要方面,而是否对最终结果起到决定性影响,这是适情况而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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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规避行为的分析维度
从个人行为选择分析维度的既有研究来看,成本与收益的分析维度揭示了效用最大化对于个体行动的决定性作用,效用水平差异导致个体对不同行为选择的效用预期不同,基于不同预期,进而决定如何行动。成本与收益确实对个体行动判断起到最直接的影响,本文在具体分析时也未背离这一点,特别是成本与收益对公平观的影响在本文中也有具体体现。但是就普惠型政策对个体获益机会均等来看,单纯以成本与收益之比来证明其对个体行动的决定性影响是存在矛盾的。经济效益与制度激励的分析维度突出了制度(规则或规范)因素对于个体行动策略的引导和约束作用。无论是外在规则激励,还是内在规范激励都会使个体在财富与非财富动机之间做出选择,在接受还是逃避之间做出权衡,因此从规则(规范)角度对个体的规避行为进行分析是具有一定解释性的。认知与环境互动的分析维度将个体的行为选择解释为个体认知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认知是行动的决定因素,环境是行动的决策场景。本文赞同此分析维度将认知作为行动策略之源,并将此作为本文的分析维度之一,认为个体的规避行为是个体认知与政策情境之间的互动结果,而个体认知的形成很大程度上会受到政策情境的影响。非理性选择的分析维度则进一步将人的行为选择的影响因素引向个体因素,重点剖析人的认知心理逻辑,认为个体的行为存在非理性成分,甚至背离效用最大化。从以上对既有分析维度的梳理,可以得出,理性选择(自利效用)是人行动动机产生的基础;规则(制度或政策)是对行动序列的设计和限定;非理性因素(认知、情感)是导致个体行动逻辑与规则行动序列相悖的根源。基于以上分析,本文中规避行为分析维度将着眼于对个体内在因素进行构建,从而深入剖析个体规避行为的行动逻辑与政策普惠的行动序列之间的矛盾成因。近年来基于认知行为学的社会心态的研究为分析社会互动中的个人行为提供了很好的视角。感受、价值观、认知、情绪构成了分析社会公众行为反应的重要基点1,其逻辑关系是:价值观决定人的满足需求的感受,感受通过情绪表现出来,并在社会他人的互动中不断强化、修正自己的感受,调整自己的价值观。在相对剥夺感的研究中建立了 “认知-情感-行为”的三维结构模型2,认为人的行为选择是从认知不公到情绪聚集再到行为表达的连续过程。此外,实证研究表明,不同政策偏好也会对政策参与行为产生不同的影响3。在本文看来,在普惠型政策下目标群体出现规避的行为,从个体层面出发是由于认知和感受共同作用的过程中出现了偏差,主观上认为政策从制定到执行未保证做到让人满意的公平性,需求偏好得不到满足,以至于选择用规避的行为绕开或逃避对政策既定安排的执行。基于以上研究与分析,本文将基于“认知-情感-行为”的三维结构模型,建立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目标群体规避行为的分析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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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以足投票”行为——以城区“小升初”择校行为为例.......62
一、“以足投票”的择校行为的表现.........63
(一)就读私立学校....63
(二)购买学区房........64
(三)“占坑班”现象...........64
(四)迁移户籍............66
二、“以足投票”行为的认知冲突分析.....67
三、“以足投票”行为的情感冲突分析.....78
(一)公平感.......78
(二)满意度.......81
四、小结与讨论.......82
第四章 隐蔽违规行为——以新农合政策中骗保行为为例..........84
一、新农合政策中的隐蔽违规行为的表现........85
二、新农合政策中的隐蔽违规行为的认知冲突分析..........88
三、新农合政策中的隐蔽违规行为的情感冲突分析..........98
四、小结与讨论.....103
第五章 漠不关心行为——以节能减排政策中公众参与为例....105
一、节能减排政策中的漠不关心行为的表现...........106
二、节能减排政策中的漠不关心行为的认知冲突分析....109
三、节能减排政策中的漠不关心行为的情感冲突分析....118
四、小结与讨论.....121
 
第六章 减少普惠型政策执行中的部分目标群体规避行为的建议
 
本文的前几章内容对普惠型政策执行中部分目标群体的规避行为类型进行了具体阐释,每一种类型的规避行为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出普惠型政策与目标群体之间存在的矛盾和冲突,以致在政策执行中目标群体并未广泛认可和接受政策。福利是为了人,它既要满足人的物质需要,也要符合人的主观感受,一个好的福利模式应该是最适合它所面对的人的特点的模式1。普惠型政策就是将与人们息息相关的福利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公平地分配给目标群体中的每一个个体,因此归根到底,只有以个体福利为政策出发点,充分了解个体的认知逻辑和情感脉络,才能最大限度的迎合其心理和现实需求,减少个体规避政策执行的行为,使普惠型政策目标得以实现。本章依据认知和情感两个分析维度中的政策认知、规则认知、公平认知、公平感、满意度五个方面提出减少普惠型政策执行中的部分目标群体规避行为的建议。
 
一、注重政策决策的科学性和合法性,提高目标群体对政策的信任度
政策工具的选择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政策能否顺利推进,政策工具类型不同,政策发挥作用的机理也会不同。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是政策制定存在缺陷而导致政策执行受阻,而是政策本身的内在特性决定了其在执行环节会与政策受众之间产生矛盾和冲突。本文分析了普惠型政策执行过程中部分目标群体的规避行为的表现类型,所对应的政策工具具有不同特点,可归纳为强制性政策、自愿性政策、禁止性政策以及倡导性政策。例如消极响应的行为会发生在强制性政策执行过程中,“以足投票”行为要冲破的是禁止性政策的约束,隐蔽违规行为会存在于自愿性政策工具中,而漠不关心的行为多常见于倡导性政策执行中。可见政策工具与个体的规避行为之间存在一定的影响关系,因此基于政策工具类型与个体的规避行为之间的密切联系,在政策决策环节依据政策工具特点对政策执行中可能发生的个体规避行为加以合理预期,合理制定政策规定,从而减少由于个体规避行为而导致的政策执行受阻。强制性政策对个体的命令特点较强,对个体“应该做”哪些行为加以要求,具有较强的政策助推效果,因此在政策执行过程中要充分了解个体的接受程度,避免造成对部分个体心理状况的忽视。禁止性政策对个体行为的约束特点明显,是对个体“不能做”哪些行为进行限制,一旦违背即会受到惩罚,因此在此类政策执行中要充分把握政策禁止的适度性,发掘目标群体规避政策的内在动因,而不是一味地打压和惩罚。自愿性政策让个体自主决定是否响应政策规定,是对个体“可以做”哪些行为提供选择,因此政策执行中要充分发挥政策监督机制并提高政策约束力,使参与其中的个体能够照章行事。倡导性政策是具有号召力但是缺乏约束力的政策,个体是否响应取决于个体的道德观念以及外界情境对主体的规范影响,因此政策执行过程中要发挥政策的激励作用,激发受众个体对倡导性政策的参与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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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本文的研究始终围绕着回答一个问题而展开,即为什么一项旨在使公众个体获得好处的政策却得不到公众的普遍认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本文致力于从个体本身出发寻找导致个体做出规避行为的原因,并选取认知与情感两个方面作为个体内部动因的切入点,构建本文分析个体规避行为的分析维度,即认知冲突与情感冲突。基于认知冲突与情感冲突的影响程度不同,将目标群体个体规避行为的表现类型分为四类,即消极响应行为、“以足投票”行为、隐蔽违规行为以及漠不关心行为,并分别对每一类规避行为进行案例分析,从而进一步论证认知与情感对个体规避行为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所得结论如下:首先,个体的内在因素会导致个体做出规避的行为选择,甚至存在非理性的行为选择的可能。既有个人行为选择的理论研究为本文分析普惠型政策执行中目标群体规避行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从理论上看,国外在理论层面的研究非常丰富,从中我们可以得出的启示是,人的行为选择存在与理性相背离的可能。这种可能的存在也引出了一个疑问,即基于何种原因的个体会选择放弃利益最大化转而规避一项自己能从中获得好处的政策。近年来从个体认知心理层面来研究个体行为选择已成为一种趋势。因此,基于既有文献分析,本文确定了从个体内在心理层面来寻找个体规避行为的原因。本文通过对四个规避行为案例的研究也验证了本文这一假设,即个体的内在因素是导致其对普惠型政策采取规避行为的主要原因。其次,个体的内在因素会在多方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不断累积,并逐渐固化为个体特有的思考方式和行动准则。个体的内在因素并不是个体与生俱来的,而是在与外界环境的交互过程中受到多方因素(如利益、制度等)的影响,不断累积、内化并逐渐凝固为特有的认知和行动习惯。个体通常习惯于在行动之前对自身预期获利加以衡量,但是也会发生因小失大、目光短浅的行为。正式制度能够规范和约束个体的不当行为,潜移默化个体行动,但是依然无法避免个体通过潜规则等方式隐蔽违规。因此,利益、制度等因素并不能够对个体行动起决定性作用,而基于利益、制度等之上形成的个体认知习惯、既有观念、情感导向等内在因素与个体规避行为的关系更为直接和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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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