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我国政府网络政治参与回应效能法律研究

提升我国政府网络政治参与回应效能法律研究

来源:www.51fabiao.org作者:lgg发布时间:2018-04-15 20:48
本文是一篇法律硕士论文,法律论文涉及经济法、民法、国际法、法学理论、司法制度、国家法、宪法、刑法、行政法、等多方面的内容,是法律科学研究工作的记录和总结。
本文是一篇法律硕士论文,法律论文涉及经济法、民法、国际法、法学理论、司法制度、国家法、宪法、刑法、行政法、等多方面的内容,是法律科学研究工作的记录和总结。(以上内容来自百度百科)今天为大家推荐一篇法律硕士论文,供大家参考。
 
第 1 章 导论
 
政府回应是政府在履行政府职能的过程中与公众之间所形成的双向互动,这一过程是平等协商的现代政治民主价值的具体体现。政府回应理论诞生于西方公共管理的实践过程中,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西方国家普遍面临经济衰退以及官僚机构效率低下的问题,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为了重塑政府形象,提升政府治理效率,这些国家便将树立以公众为中心、不断增强政府责任性、回应性作为实现政府治理模式创新的改革目标,由此各国政府和学术界才逐渐展开对政府回应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二十世纪末,政府回应理论被引入我国,并获得了长足发展。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公众的民主意识和权利意识也随之不断增强,然而公众政治参与却面临着政治表达渠道不畅以及政府回应效能不足等问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网络政治参与依托互联网在信息表达和信息传递方面所具备的互动性、即时性、平等性、开放性等诸多传统政治参与渠道所不具备的优势而迅速崛起,并获得公众和政府的双向认可。但是,奔腾的洪流往往伴随更多的泥沙,任何事物存在都有其两面性,受网络空间的虚拟性和网络空间治理机制欠缺的影响,对于网络表达的过分热捧也“成就”了网络舆论场无责漫谈的话语环境,面对网络政治参与的热潮以及复杂的网络政治参与环境,各级政府应该如何冲破制约政府网络政治参与回应效能提升的相关因素,如何与公众开展积极有效的互动并及时回应公众诉求,已经成为我国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严峻挑战,这也成为本论文选题的主要动因。
 
1.1 研究缘起
 
1.1.1 选题原因
互联网的发明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也是当代先进生产力的重要标志。互联网技术的兴起与迅速发展,在带动人类社会生产、生活及信息传播变革的同时,也深刻影响着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中国自 1994 年首次实现与互联网的全功能连接发展至“互联网+”新常态,经过短短 20 余年的时间,已由互联网的“门外汉”一跃成为世界上拥有网民最多的互联网大国。通过对来自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的相关统计数据的梳理,根据网民人数、网络覆盖率等变化情况可以将我国互联网发展历程大致分为:试行阶段,发展阶段,普及和技术创新三个阶段:(1)试行阶段(1994-1997)。这一阶段我国互联网用户从突破零开始经历 3 年的时间网络用户人数不断攀升,据 1997 年中国首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报告显示,当年我国网络用户为 62 万,而同时期的世界网民总数是为 7000 万,所占比重约为 0.89%;(2)发展阶段(1998-2005)。这一阶段互联网相关技术在我国得到发展和推广,与网络相配套的基础设施逐步完善,入网用户迅速增加。据统计 2005 年 6 月末,我国网民人数首次破亿达到 1.03 亿,年末更是达到 1.11 亿,同期全球网民人数破十亿,我国网民总数约占全球 10%;(3)普及和技术创新阶段(2006-至今)。在网络技术不断创新的强力带动下,这一阶段我国网民总数实现了重大跨越,到 2008 年 6 月末,我国网民人数达到 2.53 亿,总数位居全球第一,同时网络普及率也达到 22.6%,首次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 21.9%。截至 2017 年 6 月,我国网民人数更是达到 7.51 亿,占全球网民总数的五分之一,网络普及率为 54.3%远远超过全球平均水平(47%)。可以预见,在经济稳定增长、政府充分重视的背景下,中国网民在规模及普及率上仍将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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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文献梳理
对于政府回应的研究最早源于西方,但是最初学者们并未将政府回应及看作是独立的研究领域,而是将其归入民主理论当中,因此研究过程和取得的相关成果也倾向于理论研究。对于政府回应的研究始于新公共行政理论对传统官僚制的批判,“新公共行政在否定传统行政学片面追求效率而忽视社会公平的同时,主张政府应主动与公众开展沟通对话,并通过提升自身回应效能来实现政府的民主责任与义务。”①可见,新公共行政理论强调通过提升政府回应来打造公平正义的民主政治环境。而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新公共管理运动更是从理念层面倡导民主、公平以及回应。由此开始,政府回应才真正被作为公共行政和政府治理的基本价值之一而被纳入到行政学的研究视野。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推动下西方行政改革的序幕得以开启。政府的回应职能开始越来越多地受到重视,学者们的研究主要是在对科层官僚制批判和反思的基础上展开对政府回应相关理论的研究。1980 年,西方新公共行政学派的代表人物美国学者乔治·弗雷德里克森的代表作《新公共行政》出版,他认为“社会公平强调的是公共行政要对公民的需要进行回应而非是对公共组织本身需要的回应”②,英国著名哲学家奥克肖特在《政治学中的理性主义》则更加明确的指出“政府必须更多地响应公众的偏好,为此政府应该从公共利益出发构建游戏规则,使公民得以公开表达自己的合理需求,使政府真正成为‘公共利益’的建筑师和保护者,成为共同体的道德领袖和管理总监。”③格罗弗·斯塔林在《公共部门管理》中提出“回应是指一个组织对公众提出的政策变化这一要求做出迅速反应。”④同时,他指出“某些时候回应可以是政府首先主动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甚至是首先确定问题的性质,回应应当在回应程度、产品、价格、促销、分销方面建立以顾客为中心的政府”⑤1992 年,美国学者戴维·奥斯本与特德·盖布勒合作出版的《改革与政府》一书中认为,行政机关应该摒弃旧式的规章手册对政府服务流程的束缚,而应参照企业运营模式,在规定自己的使命之后,根据不同使命制定出能让自己的“雇员”放手去实现使命的制度和规章,依照这种模式来提升行政机关公共服务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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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我国政府网络政治参与回应效能理论阐释
 
在二十世纪末,互联网作为一种新兴媒介迅速向全球扩展,它为人类开创出一个人际交往、信息传递的全新的开放式平台。曼纽尔·卡斯特在《网络社会的崛起》中指出:“我们对横越人类诸活动与经验领域而浮现之社会结构的探察,得出了一个综合性的结论:作为一种历史趋势,信息时代的支配性功能与过程日益以网络组织起来。网络建构了新的社会形态,而网络化逻辑的扩散实质地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力和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  在网络中现身或缺席,以及每个网络相对于其他网络的动态关系,都是社会中支配与变迁的关键根源。因此,我们可以称这个社会为网络社会,其特征在于社会形态胜于社会行动的优越性。”①由此可见,网络社会已经脱离了最初的技术形态,而成为建立在信息技术基础之上的全新网络化生活方式。因此,作为人类向信息化时代迈进的过程中最强劲的推动力——互联网必将成为人类的发展进步的新契机。
 
2.1 政府网络政治参与回应效能的相关概念界定
在我国信息化进程的带动下,互联网已成为我国公众参与政府治理过程、表达个体意愿诉求的重要渠道,并且随着信息化进程的加快,网络政治参与已成为当代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因此,对于提升政府网络政治参与回应效能这一课题开展深入研究,是实现政府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目标、构建服务型政府所必须关注的研究领域。同时,科学合理的界定政府网络政治参与回应效能的相关概念,更有助于针对性的判断、解决该研究领域所面临的相关理论及现实问题。政治参与是现代民主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也是现代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参与作为现代政治体系中公民一项重要的政治行为活动,直到二十世纪初期西方学者才逐渐开始将政治参与作为一种世俗化的政治行为进行深入研究。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美国率先进入了对政治参与的研究。经过较长时间的研究积累,学者们对于政治参与概念也给出了一些具体界定。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主要包括在《布莱克威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将政治参与界定为“参与制定、通过或贯彻公共政策的行动”①,美国著名学者孔奇所界定的“政治参与可以解释为全国或地方、个人或集体支持或反对国家结构、权威和有关公益分配决策的行动”②,以及美国学者亨廷顿和纳尔逊把政治参与定义为“平民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活动”。③除上述几位学者对于政治参与的内涵所做出的经典界定之外,还有诺曼·H·尼和西德尼·伏巴等人也对政治参与的概念给出了自己的理解。透过这些概念研究可以发现,这类界定更多的是强调政治参与的目的和作用,而对于政治参与的关键要素,如参与渠道、参与方式的研究不够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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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政府网络政治参与回应职能的理论嬗变与时代背景
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处于自由竞争时期,新兴资产阶级急需稳固政权,推动经济发展。这一时期的主导思想是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派,这一学派主张自由竞争,资源的配置应完全交由市场。而诞生在古典经济学派思想基础上的古典自由主义,恰是在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在政治领域的反映。古典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主要有英国的霍布斯和洛克。古典自由主义认为,人具有趋利避害的本性,每个人都在毫无节制的追逐私人利益的最大化,但是由于资源的有限性,也导致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不断加剧。以此,生活在自然状态下的人们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为了避免自身自然权利受到侵犯,人们开始放弃自我执行自然法的权力而成立社会,通过群体性活动来达到对社会内部成员自身权利的保护,古典自由主义认为,国家正是诞生于人性的缺陷之上。虽然古典自由主义认为国家可以保护内部社会成员的自然法权利,但是也认为国家的存在有其危险性一面,可能会对个人自由产生威胁。因此,古典自由主义强调:国家存在的意义仅仅在于保障安全,除此之外,国家的任何行为都应被禁止。由此可见,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将政府定位为“守夜人”,其职能仅仅局限于“保障社会安全”上,充分认可“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因此,在这一阶段,政府的职能是单一的安全职能,即便是政府对于公民正面的积极地物质和福利关心也被认为会妨碍人的个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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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网络政治参与的生成逻辑及其带给政府回应效能........... 49
3.1 网络政治参与的生成逻辑 ..... 49
3.2 网络政治参与带给政府回应效能的机遇和挑战 ....... 59
第 4 章 我国政府网络政治参与回应效能的现实审视....... 68
4.1 我国政府提升网络政治参与回应效能的探索 ......... 68
4.1.1 建国以来我国政府回应效能建设历程............ 68
4.1.2 政府提升网络政治参与回应效能的实践探索...... 71
4.2 我国政府网络政治参与回应效能不足的表现 ......... 76
4.3 我国政府网络政治参与回应效能不足引发的负面效应 ........... 84
第 5 章 我国政府网络政治参与回应效能的制约因素....... 89
5.1 回应主体制约:政府自身因素的影响 ..... 89
5.2 回应客体制约:网络政治参与主体因素的影响 ....... 96
5.2.1 网络政治参与主体认知能力不足...... 98
5.2.2 网络政治参与主体实践能力滞后..... 101
5.3 制度性环境牵制:网络政治生态的影响 ............ 105
 
第 6 章 提升我国政府网络政治参与回应效能的路径选择
 
信息时代的到来成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时代背景,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进步更是对国家治理方式和治理理念带来了变革性影响。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政府如何适应信息时代的特征,通过提升自身网络政治参与回应效能,来实现政府与公众之间协同合作的最佳状态,已经成为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提升政府网络政治参与回应效能不但是政府自身综合能力的一次自我提升,更是一场从观念到体制机制的深刻革命。因此,要提升政府网络政治参与回应效能,必须从政府执政理念切入,通过构建完善的政府回应运行保障机制、加强政府回应效能建设和网络空间治理等具体措施,从理念、制度以及能力等多个维度切实优化政府回应职能,通过政府回应流程再造从根本上提升政府网络政治参与回应效能。
 
6.1 培育回应型行政文化
行政文化作为现代政府开展社会治理活动的灵魂,其对政府行政行为、行政理念以及行政体制的形成与塑造都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我国传统行政文化发展历史悠久,虽然随着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社会主义民主化进程的加快让传统行政文化中的人治、保守以及官本位等糟粕思想走向瓦解,但在历史因素的作用下其残余对当前我国培育回应型行政文化的影响依然存在,这也使得各级政府对于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力量与作用缺乏全面深刻的认知。在这种行政文化氛围下,政府所考虑的往往是看得见的“政绩”,而对于公众的政治参与诉求却置若罔闻,公众的政治参与热情也因此被消磨殆尽。然而,随着我国信息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依托于现代信息技术的网络民主作为一种全新的民主实践形式获得迅猛发展,尤其是“互联网+政务服务”创新服务模式的推行,更是极大地调动了公众参与政治活动的积极性。这要求,政府必须正确审视网络政治参与在实现政府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认真贯彻执行“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现代用权理念,从树立以人为本的回应理念、构建回应型行政伦理体系以及推进政府回应法治化等三个层面积极培育体现政府回应性和服务精神的现代回应型行政文化,努力消除传统行政文化中的糟粕思想对提升政府回应效能的制约,为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奠定深厚的人文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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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政府回应的核心在于政府与公众之间通过开展平等的对话和沟通来最终达成共识。透过本文的研究可以发现,在当前信息化时代背景下,网络政治参与迅猛发展的趋势与政府网络政治参与回应效能不足的现实之间存在的矛盾,充分说明提升政府网络政治参与回应效能已经成为推进网络民主发展,加快我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必然选择。政府网络政治参与回应效能的提升,一方面依赖于政府自身行政理念的转变。这需要各级政府从行政理念、行政文化以及行政行为等方面强化回应型行政文化的培育,推进行政理论的重塑,将“以人为本、服务为民”的公仆意识作为政府工作的指导原则和终极价值追求;另一方面,面对风起云涌的网络政治参与形势,政府要以政府信息获取能力、信息处理能力以及信息回应能力三个层面为切入点,不断强化自身回应能力体系建设,将提升政府网络政治参与效能落到实处。另外,政府网络政治参与回应效能的提升离不开完善的制度体系作保障。在制度体系构建方面,要依据网络政治参与的特点并结合政府在网络政治参与回应过程中所出现的突出问题,从绩效评估、信息公开、责任追究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等几方面制度入手,构建完善的政府网络政治参与回应效能制度保障和规范体系,实现政府网络政治参与回应的制度化、规范化。同时,公民有序表达是保证政府与公民有效沟通的基础。因此,提升政府网络政治参与回应效能离不开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规范化。规范公民网络政治参与,主要是从加强网络基础设施的建设、完善网络政治参与制度以及提升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素养等三方面着手,来扩大网络政治参与范围、优化网络政治生态环境、提升网络政治参与的规范性和有效性。通过规范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来为提升政府网络政治参与回应效能创造良好的网络互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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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