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司法法律公信的实现

论司法法律公信的实现

来源:www.51fabiao.org作者:lgg发布时间:2018-05-07 21:10
本文是一篇法律硕士论文,法学体系的建立依赖于法学家的主观的理论建构。法律现象的开放性、不同地区和国家社会交往,会形成法律文化的相互交流和法律制度上的相互借鉴。
本文是一篇法律硕士论文,法学体系的建立依赖于法学家的主观的理论建构。法律现象的开放性、不同地区和国家社会交往,会形成法律文化的相互交流和法律制度上的相互借鉴。这就形成了法学理论、法学体系开放状态。(以上内容来自百度百科)今天大家推荐一篇法律硕士论文,供大家参考。
 
引 言
 
一、选题背景
司法活动是人类进行自我治理的文明成果。当纠纷发生时,人类不再依凭本能进行自力救济,而是运用理性进行公力救济,整个社会就从蒙昧状态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基于裁判内容的重要性与裁判结果的权威性,司法活动自产生起就被寄予了实现正义与建构秩序的期待。近年来,随着国家功能的增强和社会分工的细化,人们对权利的主张和正义的追求日益强烈,个体间的纠纷冲突迅猛进入司法领域,表现为诉讼数量的井喷式增长,有专家断言我国已进入“诉讼社会”①。当司法裁判越来越深入地与我们的生命和生活发生关联,司法公信就成为举国上下普遍关注的热词,如何提升司法公信必然成为法律人必须认真对待的理论问题。从本质上看,“司法公信是司法机关通过职权活动在整个社会当中建立起来的一种公共信用,集中表现为人民群众对司法的信任、信赖、尊重和维护。”②与之高度相似并时常通用的是“司法公信力”一词,司法公信力是社会公众对司法机关的信任程度,是司法机关获取公众信任和支持的能力,③集中表现为司法机关的口碑声望、裁判认同度、服判息讼率乃至年度工作报告的赞成率等外在指标。所以司法公信属于主观范畴,是社会民众对司法的主观评价;司法公信力则属于客观范畴,是司法机关解决纠纷的业绩水平和工作能力。从概念种属关系来看,司法公信是信任的下位概念,在心理学层面,“信任是一种态度,相信某人的行为或周围的秩序符合自己的愿望。它可以表现为三种期待,对自然与社会的秩序性,对合作伙伴承担的义务,对某角色的技术能力。它不是认识论意义上的理解,它处在全知与无知之间,是不顾不确定性去相信。”①人们之所以甘愿承担预料错误的风险是因为外界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了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正如卢曼所说:“信任构成了复杂性简化的比较有效的形式”。②人们相信规范的存在,并且相信他人也在认同规范的存在,这使人们的行为具有了更大的确定性。所以“信任显然是建立社会秩序的主要工具之一”。③社会资本理论的集大成者科尔曼提出信任关系是社会资本的特定形式。④司法作为人类社会普遍采用的纠纷解决方式,以其鲜明的公平正义特质维系着人类的生存秩序和整体行动。从功能上看“司法公信与政治公信共同构成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基石。一个社会如果失去了司法公信,那么这个社会的信用体系就会土崩瓦解。”⑤司法是现代社会秩序构成的重要基础;司法是现代国家进行社会控制的基本途径;司法是现代社会实现社会整合的有效形式。⑥英国作为世界上较早形成民族国家的国家,其国家权力的集中与巩固离不开与司法过程的密切互动。⑦当前各国均较为重视司法程序的构建与司法公正的实现,积极探索司法良性运行的制度创新,着力提升司法公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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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选题意义
正是基于司法公信的公平正义面相与社会整合功能,执政者均注意采取各种措施来提升司法公信。上世纪初,清王朝在内外交困的局势下就意图通过现代意义上的法制改革来实现自救,只是时局变动使清末的修律成果未及施用。近代以来的政治实体均注重构建现代意义上的司法文明,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期间也开展了具有现代意义的司法改革。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从来源看,现代化的司法制度不是我国本土生发的传统文明,而是引自西方的外来资源。在构建现代司法制度的过程中,中国本土的传统因子始终与来自域外的异质文明存在政治、道德乃至文化等多方面的紧张。随着 1949 年新中国的成立,全国性的司法改革得以展开,继建国初期的革命性司法改革之后,改革开放以来推行了重建性的司法改革。我党开始以多项政治决策推动司法改革,从起初的举证责改革到后来的庭审方式改革,逐渐进入到上世纪 90 年代的审判方式改革,再演变为后来的诉讼机制改革,直至 1997 年党的十五大报告首次提出“推进司法改革”,②开始了司法制度改革。2002 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推进司法体制改革”,③2007 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①2012 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②2017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则有针对性地提出“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③2012 年,《中国的司法改革》白皮书发布,开篇指出“司法制度是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司法公正是社会公正的重要保障。”结束语则指出“司法改革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④作为司法改革的最终目标,提升司法公正和司法公信也相应地高频率出现在政治文本中,2013 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将“司法公信力不断提高”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目标之一。⑤2014 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⑥2015 年两会期间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写下了自己 2015 年的改革期待:“让司法更加阳光,让司法更加贴近群众。”⑦2016 年 6 月 27 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对司法公正做了特别强调。自 2014 年至 2016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召开了 20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33 个司法改革文件,其中 2015 年审议通过的有 22 个。中央政法委、中央政法单位出台了 157个司法改革文件。⑧从审判方式改革到司法体制改革的话语变迁中,提升司法公信始终是司法改革决策的核心目标。从司法公信在我国政治话语体系中不断提升的比重与地位可看出,司法公信已经具备了政治内涵和体制定位,这既是其自身意义的实现过程,又是其政治地位的确认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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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司法公信缺失的原因分析——以民意与司法的冲突为切入点
 
一、民意与司法的冲突是由于民意的偏颇和不理性吗?
民意作为群体心理的言语表达,共享了群体行为的一般属性,其对案件的价值论断由于缺乏法学理论的专业性理解,故是非评判多基于道德视角和主观立场,布满了丰富的个体想象。若对近年来民意关注的案件进行大概梳理可发现,许多被民众关注成公共事件的司法判决都涉及到死刑适用,然而很显然涉及死刑的案件仅占司法机关受案一小部分。正因为民意的前述特性,人们一般认为民意与司法的冲突多是由于民意的偏颇与不理性,相比之下,民众似乎不在意一起民商事案件的司法判决正确与否,而更倾向于透过小部分刑事案件的死刑判决进行联想。勒庞对民众的这种心理做出过如下描述“不管刺激群众想象力的是什么,采取的形式都是令人吃惊的鲜明形象,并且没有任何多余的解释,或仅仅伴之以几个不同寻常或神奇的事实。有关的事例是一场伟大的胜利、一种大奇迹、大罪恶或大前景。事例必须摆在作为一个整体的群众面前,其来源必须秘不示人。上千次小罪或小事件,丝毫也不会触动群众的想像力,而一个大罪或大事件却会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即使其后果千万的危害与一百次小罪相比不知小多少”。①从这一点来看,民意不同于公意。在卢梭笔下,“众意与公意之间常会有很大的差别;公意只着眼于公共的利益,而众意则着眼于私人的利益,众意只是个别意志的总和。”②影响司法判决的民意属于众意,而不是公意。公意是通过相应的正当程序(如立法程序)表达、竞争、筛选、折衷、平衡和集中了的,而民意不具有这样的过程特点。民意特别是在司法领域的民意,在内容上往往产生于朴素的义愤,这种义愤具有情绪化的特点;民意具有不独立性,易受外界诸因素诱导而发生变化;民意有“群体极化”现象;民意有碎片化特点;民意还正在出现的一个值得关注的特点,就是民意从过去统一的正统价值观之下,出现了世界观、人生观和是非观的分裂化;民意有“娱乐化”特点。③正是由于民意不具备公意在道德立场上的政治优先性,也不具备公意在表达程序中的制度正规性,当理论界看到汹涌的民意将司法判决置于风口浪尖上后,纷纷表达了对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的担忧,有针对性地就民意的产生原因、民意的负面作用以及如何构建民意与司法的沟通机制发表了有价值的见解。④一时间民意不仅成为司法机关重点防范的风险因素,也成为理论界着力解决的学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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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司法公信缺失的重要原因——意识形态与法律话语的功能错位
受历史传统与革命历程影响,我国司法程序一直具有鲜明的工具主义色彩,司法程序的价值目标和制度设计无不打上了深深的政治烙印,始终承担着政治任务。1953 年的第二届全国司法会议决议就指出“应该是从司法方面保障国家经济建设工作——”①自 1978 年以后,伴随着意识形态功能在国家政治舞台上的弱化,人民法院的政治任务也转移到了为经济建设服务的目标上。司法工作直指破坏经济发展的犯罪活动,“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成为该时期司法的重要甚至首要目标。②1992 年之后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强化社会治安秩序和推进经济领域的发展和稳定成为人民法院的中心任务。1999 年肖扬在最高人民法院成立 50 周年大会的讲话里肯定了“人民法院的司法职能不断得到强化”,认为人民法院“为维护社会政治稳定,促进改革开放发挥了重要作用”。2010 年 8 月,最高人民法院印发了《关于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司法保障和服务的若干意见》。从 2011 年到 2017 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都在未来工作安排的部分提出为政治任务服务,“一要为保持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提供司法保障。努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③“认真践行‘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工作主题。”④“始终坚持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⑤“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有力司法保障。”⑥“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为经济稳定增长提供更加有力司法保障。”⑦“着眼于服务发展,依法保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顺利进行。”⑧“紧紧围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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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革命意识形态视域下的司法政治化改革..........61
一、革命根据地的司法改革:群众路线的司法呈现.........63
(一)法律话语的多元性与随顺性...........63
(二)司法公信消弭于政治信任....67
二、建国初期的司法改革:人民司法的政治属性.............68
(一)法律话语的专业化建设........69
(二)法律工具主义倾向.....71
第四章 改革意识形态视域下的司法专业化改革..........75
一、法律话语主导的司法专业化改革...........76
二、以“司法”和“法院”为中心引发的新问题.............80
三、司法改革的政治转向:化解矛盾的“和谐司法”.....84
四、对司法改革政治转向的法理解读...........87
(一)“去政治化”的理论误区:司法政治化与司法政治性的混淆..........87
(二)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宰制..........89
第五章 司法公信·意识形态·民意的融通......93
一、司法公信的政治功能——意识形态与社会话语的法律融通...........94
二、党的领导与司法权威的统一......100
三、司法权威与本土传统的融合......104
 
第六章 司法公信实现的理论范式与必要条件
 
当社会生活各领域基本做到有法可依时,大规模的立法行为逐步减少,加强重点领域立法以及强调法律条文的适用落实成为人们必须关注的问题。如果说从前我国更加强调法律条文的高度抽象和普遍适用,现在则开始注重法律对社会问题的治理和司法对复杂问题的解决。这意味着与从前相比,当下司法环节的功能已发生变化,司法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建设中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从古至今,人类法治发展经历了几次变迁,形成了三种法治秩序模式:第一种是“神圣法之治”的古典法治;第二种就是“国家法之治”的现代形式法治;第三种就是“公共政策之治”的现代实质法治。①我国正处于从现代形式法治到公共政策之治的转换阶段,作为现代形式法治的理论基础——实证法学派强调的科学理性主义与非人格化不能完全为司法程序中的政治衡量提供理论支持。在法律确定性和政治治理之间,司法程序既要权衡法外的社会政治因素又要保证司法程序的独立性以实现司法公信,在法哲学领域,卢曼的法律社会学理论切中了该问题的关键,因为“卢曼的法律与社会理论既带有法律实证义的色彩,又具有社会学倾向”②卢曼认为,现代社会已经分化成互相独立但相互依存的功能系统,关于正义真理等的认识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多元性,在这种功能分化的社会环境中,不可能再将人们的认识统一在自然法学派所倡导的正义与理性之上,必须通过独立的程序正义来化解功能分化社会所带来的复杂性。所以卢曼的系统论法学既带有实证法学派的封闭性特征,强调法律系统的自产自生,又带有自然法学派与法社会学的开放性,指出法律系统通过合法与不合法的二元判断与环境保持着开放的联系。在我国司法领域中的意识形态与司法公信之间的界限不时模糊并且这种界限不清可能影响到司法公信的情形下,卢曼的系统论法学可以作为构建独立司法程序的指导原则,既有助于保持司法程序的独立,又能使其对社会问题保持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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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司法公信原本是指社会公众在对司法过程中的各种指标进行综合评判之后,对司法程序给予的整体认同,但在我国目前的司法语境中,司法公信更多被当作司法感受。“让人民群众在每个案件中感到司法正义”成了司法机关和裁判者追求的工作目标。但司法感受与司法公信相比却充满了感性色彩和直观印象。这在近些年法院系统评选的优秀法官事迹上有鲜明体现,优秀的法官大多具有坚韧不拔的工作干劲和深入群众的工作精神,这是他们成功解决纠纷的重要因素也是他们成为典范的主要原因。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因严格适用法律条文而导致判决结果为公众所反对的裁判者,其个人命运与他们所做的司法判决可能会不受民众认可。目前民众对司法机关的主观期待和国家对审判人员的业绩评判,关注点尚未集中在是否严格遵循法律原则和法律精神,是否结合实际创新地适用法律条文,事实上 2003 年洛阳种子案的主审法官李慧娟恰恰因为严格适用法律曾一度被停职,在中国注重判决社会效果和公众司法感受的背景下,在评判裁判者工作业绩中起决定作用的标准是看其是否良性化解了复杂的社会矛盾。我国司法公信的评判标准所呈现出的世俗化倾向,必然使司法判决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各种法外因素的影响。我国悠久的人治传统和曲折的法治历程注定了司法程序的资源能力不足,该种条件下,龙宗智提出应该把握两点:第一,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我国转型期的法治仍然是一种有限的法治。第二,尊重客观现实,以相对合理主义的方式推动法治建设。①如此处境下的司法程序的顺利运行必须得到政治资源的全方位支持,必须贯彻当下的政治意识形态,也必须承担目前的社会治理任务。但司法公信仿佛陷入了矛盾情境——司法程序承担的政治使命和社会治理需要得到政治权力的资源支持;但政治意识形态等的过度介入又会影响到司法独立。法律的确定性和司法判决的可预期性时常成为质疑司法公正的理据。从理论渊源考察,法治作为现代社会的文明标志,其不仅是人类实现自身治理的革命成果,更是人类确认自身主体地位的理性体现。法哲学领域为保卫法律的确定性展开了丰富多产又充满争论的思索。应该明确的是司法绝不是脱离社会因素的真空存在,任何国家的司法过程都不可避免地存在政治衡量与策略论证。一向以司法中立为荣的美国司法,其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方也实行有不同的司法政策。2016 年美国联邦法院大法官斯卡利亚大法官逝世,继任者在意识形态层面的政治倾向一度成为民主党与共和党的竞争焦点。勿庸讳言,我国在法治进程阶段上属于正在建设中的法治国家,用西方较为成熟先进的法治国家的做法来衡量我国的司法过程,这种比较不合理也无意义。需要注意的是意识形态等法外因素对司法程序的影响不能违背法律程序的独立性,不能突破法律的界线,不能让裁判者在遵守法律条文与执行政治决策之间进退维谷。而且,我国的法律职业共同体以及同质的法律思维也处于形成过程中,法律共识和法律信仰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缝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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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