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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之国际贸易研究

论文编号:lw201910281401183600 所属栏目:国际贸易论文 发布日期:2019年11月06日 论文作者:www.51lunwen.com

第 1 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 研究背景

2008 年金融危机以后,世界经济低迷不振。这场波及世界的经济危机使全球大范围内的经济体停滞不前甚至出现负增长,严重阻碍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道路。各个国家纷纷采取相应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应对经济危机。然而就在世界经济稍有缓解的时候,2010 年欧元区又爆发了欧债危机,这使本来就不景气的世界经济雪上加霜。全球范围内的经济萎靡使得需求急剧下降,失业率不断攀升,贸易保护主义盛行,中国的外贸环境面临严峻考验。

首先,以西方等发达国家为代表,由于这些发达国家国内经济的低迷导致产品需求的下降,而中国是出口大国,全球范围的需求减少导致了中国出口总量的下跌。其次,西方国家为刺激本国经济,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而这些政策使得人民币不断升值,进而使中国的出口环境更加恶劣。另外,中国老龄化不断加剧,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一些发展中国家利用其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争夺中国的出口市场,也对中国的出口贸易造成一定打击。此外,我国出口的产品多是劳动密集型产品,技术含量低,可替代性比较强,而中国劳动力成本低这一优势正在逐渐失去,所以转变出口结构,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势在必行。

总之,由于受到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双重影响,中国出口环境非常严峻,靠“净出口”拉动经济增长面临困境,由此可见,中国传统的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需要做出一些调整。

1.1.2 研究意义

虽然中国出口形势不容乐观,但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近年来却飞速发展。根据商务部2017 年对外投资发展报告显示,2015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首次超过吸引外资,2016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 1961.5 亿美元,比 2015 年增长了 34.7%,2017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 1582.9 亿美元,虽然出现回落但也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记录以来的第二高位,连续三年实现资本净输出,成为世界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国。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连续两年呈下降趋势,更是在 2016 年同比下降 8.9%。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连续三年实现资本净输出,这要归功于中国政府的“走出去”以及“一带一路”倡议。2005 年,中国总理温家宝在政府报告中指出,要进一步实施中国的“走出去”战略,鼓励支持有能力的企业进行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可见“走出去”战略是中国政府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指出的前进方向。2017 年 5 月,北京举办了“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总结过去展望未来。“一带一路”倡议由习主席自 2013 年提出,2015 年中国发布相关文件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加强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消除投资和贸易壁垒,实现贸易投资便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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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文献综述

1.2.1 出口技术复杂度文献综述

Rodrick (2006)认为出口技术复杂度反应的是一国出口产品的技术水平和结构,反应的是一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1]。Hausman 等(2007)、Rodrik(2007)率先运用出口技术复杂度度量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并且认为这一数值可以反映出出口产品的结构与技术含量[2-3]。Mishra 等 (2011)基于 Hausman 等(2007)提出的计算货物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基础上提出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测算方法,来衡量一国服务贸易出口的技术复杂度[4]。周沂等(2018)基于产品技术复杂度研究了不同种类别的集聚经济,认为提高产业集聚水平可以有效的促进中国出口产品结构的转型升级[5]。李妮丹(2018)研究了城市化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发现对于不同产业影响不同,对于资本密集型产品影响呈现倒U 型,而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则是抑制作用[6]。陆云航(2017)研究了出口技术复杂度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认为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能够显著提高一国全要素生产率,且发展中国家效用更加明显[7]。刘洪铎(2016)认为改善省级范围内的出口技术结构可以有效推进我国出口产品结构的转型升级[8]。陈俊聪(2015)利用跨国动态面板的模型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对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机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所引致的技术溢出会刺激母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但是对发达国家促进作用比较明显,对发展中国家的促进作用则不那么明显[9]。

1.2.2 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文献综述

Anna(2005)研究了波兰对外直接投资对本国经济转型的影响,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对波兰出口贸易结构转型影响很大[10]。宋勇超(2017)研究了“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之间存在着很强的互补作用,对外直接投资产生了贸易创造效应[11]。丁广伟(2017)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以及贸易便利化对出口的影响,结果表明,两者均可显著促进中国的产品出口[12]。程中海等(2017)研究了在要素禀赋不同的情况下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效应,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对滞后一期的出口创造效应比较强[13]。刘再起等(2016)研究了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的出口贸易效应,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对于中国对欧盟出口产品的扩大以及出口结构的改变都有正向的促进作用[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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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理论基础


2.1 国际贸易理论回顾

一般认为,国际贸易理论起源于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国富论》,他在书中系统的介绍了“绝对优势贸易理论”,该理论认为,各个国家开展相互贸易的基础是每个国家生产某种产品具有绝对的成本优势,从而国家之间可以开展贸易。但是该理论解释不了具有绝对生产优势的国家与不具有绝对优势的国家之间的产品贸易。

在亚当·斯密绝对优势理论的基础上,大卫·李嘉图 (David Ricardo) 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该理论认为,国家之间发生贸易的基础是两国之间的生产某种产品的比较优势而不是绝对优势,一国出口其具有生产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该国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该理论解释了具有绝对生产优势的国家与不具有绝对优势国家为何可以进行贸易。

随后,赫克歇尔(Heckscher)和俄林(Ohlin)发展了比较优势理论,提出要素禀赋理论[24]。该理论研究了包含两种及以上生产要素的产品,认为在两国生产技术无差异的情况下,贸易产品中所包含的要素密集度不同,这主要取决于一国的要素充裕度。出口国应该出口本国要素充裕的产品,进口本国要素稀缺的产品,从而使两国通过贸易都获得福利。

二战以后,各国之间同类产品之间的贸易量以及发达国家经济体之间的贸易量开始不断增长,产业优势也在不同国家之间转换,古典贸易理论与新古典贸易理论对这一现象并不能进行合理的解释。在这一背景下,新贸易理论应运而生。相关学者提出了新的假设条件与生产要素,为当代国际贸易的现状与格局做出了解释。其中,弗农(Vernon)提出了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该理论认为产品的不同生产阶段所需要的技术有所不同,而由于不同国家生产技术等的不同,决定了一个国家处于产品的特定生产阶段和出口状况,这也很好的解释了为什么一国由之前的产品出口国变成了进口国[25]。波特(Porter)提出了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他提出的国家竞争优势论包含四大基本因素两大辅助因素,这也通常被称为波特钻石模型。这一理论经常被用来分析一个国家如何形成竞争优势,从而提高国际竞争力。“规模经济”理论由克鲁格曼(Krugman)等人首次提出,该理论认为,在一定产品数量范围内,随着生产产品数量的不段上升,生产成本呈下降趋势[26]。Grubel 和 Lloyd建立了产业内贸易理论,详细解释了同一类产品不同国家之间的贸易,主要包含三大原因,产品差异性、规模经济以及消费者不同需求[27]。克鲁格曼(Krugman)在“规模经济理论”以及“产业内贸易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新的国际贸易理论,该理论阐述了规模经济会导致国际贸易的发生,而国家之间越相似产业内贸易就会越大,该理论很好的解释了二战后为什么国家之间会进行产业内的贸易以及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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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对外直接投资相关理论回顾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的一段时间内,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增量可观,其中大部分的累计额来源于美国的跨国公司。相比于其他国家,美国跨国公司垄断地位明显。海默(Hymer)通过对美国跨国公司的研究,提出市场的不完全导致了国际直接投资,而跨国公司的垄断性优势是导致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性因素,于是他提出了“垄断优势理论”[29]。该理论后经金德伯格(Kindleberger)和剀夫斯(Caves)加以补充和发展,所以也称为 H-K-C 理论体系。这是最早的同时也是最具有影响力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30]。

弗农(Vernon)提出了“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他认为产品的生命周期有三个阶段,解释了企业进行初次跨国投资的原因,即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延长产品生命周期,同时发展本国新兴产业,开始新一轮的产品周期[25]。巴克莱(Buckley)和 卡森(Casson)提出了“内部化理论”,该理论认为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建立跨国公司,将原本外部市场的交易变成一个内部的市场,节约交易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邓宁(Dunning)提出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他认为企业必须具备三个优势才可以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建立跨国公司,即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以及区位优势。这一理论不像之前的理论一样考虑方向比较单一,而是从比较全面地分析了跨国公司进行生产经营应该要具备的条件。
小岛清(Kiyoshi Kojima)提出了“边际产业扩张论”,他认为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投资国中选择不具有比较优势或者即将失去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