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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经济学视角下同质性婚配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基于CHIP数据的分析

日期:2020年09月15日 编辑:ad201107111759308692 作者:无忧论文网 点击次数:38
论文价格:150元 论文编号:lw202009071434025140 论文字数:27855 所属栏目:微观经济学论文
论文地区:中国 论文语种:中文 论文用途:硕士毕业论文 Master Thesis

本文是一篇微观经济学论文,本文便从婚姻的角度研究了收入不平等问题,在第 3 章对我国婚姻匹配模式与收入不平等程度及其可能的关联进行了描述性分析,并在第 4 章创建了一个新的研究方法即基于 Heckman 样本选择模型的随机匹配探讨了我国同质性婚配对收入不平等的具体贡献,从而得出了以下结论:(1)同质性婚配仍然是我国最主要的婚配模式,并且我国同质性婚配程度存在着加强的趋势。本文第 3 章分别从四个角度即教育特征、职业属性、社会出身和经济特征探讨了我国婚姻匹配模式,发现它们的相关度至少都在 0.4 左右,具有较高的相关性,其中教育特征的相关性在 2013 年更是达到了 0.7,同质性婚配在我国仍然占据着主要地位。与此同时,教育特征相关性从 1988 年到 2013年有一个较大的提升,提高了 58.9%;社会出身相关性从 2002 年的 0.3259 和0.2563 提高到 2013 年的 0.4399 和 0.3847,提高了 35%和 50.1%;职业属性相关性和年收入相关性在 2008 年之前都有所提高,但在 2013 年分别下降了 20.8%和21.3%,总体上我国同质性婚配程度有逐渐扩大的趋势。


第 1 章 引言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 研究背景

收入不平等问题一直是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世界各地政府和学者付出了巨大努力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但仍然无法找到有效的途径。在改革开放之前和初期,我国整体经济水平较低,收入不平等问题并不突出更不是重点,但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巨大发展,收入不平等问题已经成为了我国亟需解决的最重要社会问题之一。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2018 年衡量中国个体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数为 0.468,并且自 2003 年以后的基尼系数都高于 0.4 这一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另外,《世界不平等报告》显示,1978-2015 年中国收入分配的前 10%人群的收入总增长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大约是 1200%比 800%),而底层后 50%和中间40%的群体经历了较慢的增长(分别是 400%与 700%),并且由于城市收入和人口的增加,国民收入的城乡差距显著扩大。显然,中国内部的居民收入不平等状况并不乐观,持续存在的收入不平等问题会给经济发展以及社会稳定带来很严重的负面影响。
收入不平等会受到个体和家庭的双重影响。家庭的基础是由个体构成的,影响个体的因素必然会通过个体影响整个家庭,而影响整个家庭的因素必然又会反作用于个体,个体与家庭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而婚姻关系的缔结正好是联结个体与家庭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因此婚姻会影响个体和整个家庭,同时对收入不平等产生作用。婚姻是人类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每个人的择偶过程种,选择是多维度、各不相同的。尽管从个体的角度看,理想的婚姻是建立在两情相悦的基础之上的,理应排除社会出身及物质的因素,但在经济学的视野中,婚姻的形成是在男女双方各自条件选择下形成的。婚姻交换理论认为择偶是一项理性的行为,择偶过程是一种资源交换的过程,人们决定结婚、选择配偶对象都是希望获得同等的物质或非物质。婚姻市场理论则认为婚姻是一种市场行为,配偶双方都是市场中的个体,通过在市场中的竞争、挑选,完成婚姻匹配。交换理论是个体择偶的主要依据,而市场理论中市场的概念为个体提供了平台,两种理论的结合能够很好的对个体择偶观念进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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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文献综述

1.2.1 婚姻匹配相关研究

一直以来,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对婚姻问题都有着浓厚的兴趣,因此也产生了大量相关的文献,得出了许多有意义的结论。本文对这些结论进行简单归纳,归纳如下:

(一)婚姻匹配模式

婚姻匹配模式被学者们划分成了两种类型:异质性婚配和同质性婚配。异质性婚配指的是夫妻双方在自致性或先赋性方面具有较大差别的婚配模式;同质性婚配则是指夫妻双方在自致性或先赋性方面具有较大相似性的婚配模式。Gale和 Shapley(1962)最早从数学和博弈论的角度出发,通过创立的延迟接受算法发现婚姻市场中确实存在一个能实现婚姻的稳定婚姻匹配机制。随后,Becker(1973,1974)基于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将婚姻看作一种市场行为,构建了一个家庭效益函数发现,具有相似或相同特征的男女结合在一起能使家庭效用最大化。在 Becker 的理论基础上,经济学家从个人偏好与选择出发得到了大量关于婚姻匹配模式的研究结论。其中,“同质性婚配假说”和“梯度匹配假说”是最主流的理论。赞同“同质性婚配假说”的学者,比如 Kerckhoff 和 David(1962)、DiMaggio 和 Mohr(1985)、Schwartz 和 Mare(2005)以及 Greenwood et al(2014)等认为,不管社会经济条件以及社会发展如何,男女更愿意去选择与自己条件相似或相同的异性结合。但是赞同“梯度匹配假说”的学者,比如 Elder(1969)以及 Mare(1991)则认为条件好的个体,在结婚市场中更受欢迎。

(二)婚姻匹配标准

婚姻匹配标准主要倾向于对婚姻匹配中男女在各自特征上的选择偏好进行探究。Goode(1964)认为个体为了降低婚姻搜寻过程的成本和不确定性,首先会根据年龄、教育、职业以及家庭背景等一系列标准划分配偶的范围,然后再通过爱情或互补性的原则来确定自己的配偶。Kalmijn(1994)基于 1970 年和 1980年美国新婚夫妇的样本,利用对数线性模型发现相同职业类型的男女有更高的婚姻匹配概率;齐亚强和牛建林(2012)以及马磊(2015)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并且发现这种职业的正向匹配趋势正在不断加强。把职业属性作为婚姻匹配的标准并不太好,由于职业具有不确定性,更多的学者把目光投向了教育这一更为稳定的特征。学者们发现了大多数国家夫妻之间教育具有高度相关的证据,并且存在不断增强的趋势(Breen 和 Andersen,2012;李静等,2015),并且认为随着教育回报率的提升,教育同质性婚配会成为社会的主流(李煜和陆新超,2008;潘丽群等,2015;Han,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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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相关理论及研究方法


2.1 婚姻的最优匹配理论

2.1.1 理论假设

家庭经济学的快速发展使得经济分析方法在婚姻匹配研究方面的应用得到了学界的认同。经济学对婚姻匹配的研究基于三个主要的假定:

(1)婚姻市场假定。经济学中假定婚姻行为和劳动力行为一样是市场行为,存在着大量需求方和供给方。由于实际生活中存在着地域限制、人接触范围的局限性、时间选择上的差异以及社会自动划分的标准如教育程度、家庭背景、种族、年龄、宗家信仰等等的不同,婚姻市场上的需求方不能面对着无数的供求方,需求方更多的是在一定的阶层范围内进行选择,所以婚姻市场的特征更类似于垄断竞争市场的特征,婚姻市场是一个垄断竞争市场而不是完全竞争市场。

(2)理性经济人假定。婚姻市场中的个人及其行为符合理性经济人假设,婚姻市场中的个体会基于自身实际情况,通过对比单身对结婚的成本收益进行比较,从而做出最优选择。婚姻中的成本包括搜索成本、机会成本以及沉没成本等,收益包括规模经济收益、子女收益、爱情的收益以互补收益等,成本与收益的相对大小决定了理性个体的婚姻选择。与此同时,随着离婚率的上升,婚姻的稳定性功能减弱,理性的个体如果预期到婚姻成本大于收益,便将继续选择单身或者同居而非婚姻。

(3)偏好性假定。婚姻市场中不同的个体在选择符合自身情况的配偶时有各种不同的偏好性。男女双方在选择自己的伴侣时,会根据自身对年龄、教育程度、外貌、地区、户籍、家庭背景、收入、性格等因素的排序来进行选,这种排序的不同正好体现了个体择偶时不同的偏好程度,从而符合双方择偶标准的男女就更容易在一起组成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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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婚配模式与收入不平等

2.2.1 基于教育特征的同质性婚配与收入不平等

在研究同质性婚配与收入不平等关系的文献中,有一部分着重强调教育在婚姻匹配中的重要性,并通过突出个体的教育特征来研究同质性婚配对收入不平等的贡献①。该理论首先强调教育已经成为了同质性婚配最主要的标准,并提出了三点解释:第一,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使得人们婚姻匹配观念发生了巨大改变,已经从以家庭背景为主的匹配标准向以个人教育程度、职业等为标志的自致性因素的匹配标准转移;第二,男性和女性由于教育的扩张和普及而得到了更多的教育机会,其中女性教育程度的增加更为显著,因此未婚男女在相同教育程度中的择偶机会增加,择偶范围相对扩大;第三,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而增加的教育回报率会增加教育作为个体属性的价值从而使得个体更愿意选择和自己具有相同教育程度的配偶。其次,分析了教育同质性婚配对收入不平等影响的作用机理。整个社会出现了更多的高教育水平与高教育水平、低教育水平与低教育水平的家庭组合,而且这种组合的比例有向两端增加的趋势,造成一种扭曲的趋势,这种扭曲的趋势势必会扩大总体的收入不平等。
另一部分研究同质性婚配对收入不平等的文献中不仅考虑了配偶教育属性,而且还强调了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提升对家庭收入的贡献①。该理论的出发点是基于对女性劳动参与率的相关研究。相关研究发现在全世界范围内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提高是相当巨大的,并且这种提高对于全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关于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影响因素,传统的家庭供给理论认为女性劳动参与率与丈夫收入密切相关,如果丈夫收入高于女性,那么丈夫将为更多的投入到市场劳动,女性更多的从事家庭活动;否则,女性将更多的从事市场劳动。后来更多的研究发现,女性的教育程度、女性年龄、小孩数量、国家政策以及女性自身行为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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